《老子》与《道德经》

原创 道德经 老子 南华经 庄子 更新:2021-11-08 12:32: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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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清仙境道德天尊宝诰

随方设教,历劫度人;

为皇者师,帝者师,王者师,假名易号;

立天之道,地之道,人之道,隐圣显凡;

总千二百之官君,包万亿重之梵炁;

化行今古,著道德凡五千言;

主握阴阳,命雷霆用九五数;

大悲大愿,大圣大慈;

太上老君,道德天尊。

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,是道家思想的创立者和最杰出的代表。老子姓李,名耳,字聃。李耳所著的《老子》一书,成了春秋时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,也成了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典籍之一。有人将《老子》与孔子著的《论语》和孙武著的《孙子兵法》视为是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三部中国古代名著,这是很有道理的,这三部书使中国人对自己古代的文化思想感到无比的自豪。

《老子》又称《道德经》《德道经》《道德真经》《五千言》《老子五千文》等。《老子》作为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学派分化时的第一部著作,是道家学派的理论来源。然而,对这一部著作历来存在着诸多争议,其中,关于《老子》的书名为何称为《道德经》,以及中是“道篇”在前“德”在后还是”德篇“在前”道篇“在后等问题,是激烈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。时代的变迁和学派的分化,使《老子》一书出现了关于书名和书中篇章顺序的变化,因而也引起了热烈争论 。下面分成三个问题来谈谈:《老子》一书最早十分分章?《老子》为何后来称为《道德经》?是《道德经》还是《德道经》,即是”德前道后“还是”道前德后“?

第一,《老子》一书最早有没有分章节呢?

《老子》一书在老子刚刚著成时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,对此,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。据古籍记载,《老子》一书在汉朝时,称由宗室大臣刘向校雠过,因而,学术界有一个疑问,认为《老子》一书原来是不分章的,是刘向在编校时对该书进行分章。有一些学者就认为,老子的书原来不分章,分章是后人做的事。

首先,著名学者吕思勉先生明确表示∶

“《老子》原书本无'道经''德经'之分,分章更系诸家随意所为。读者但当涵咏本文,自求条理,若一拘泥前人章句,则又滋纠纷矣。"(吕思勉;《经子解题·老子》)

在马王堆发现了《周易·系辞下)帛书甲、乙本,皆不分章,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吕思勉先生之论断是有相当的理由的。至于说《老子》一书分了各章,而且,各章皆有名称,如"体道第一""养身第二""安民第三"等等,虽称是"河上公"编的,而其实是托河上公之名而说的,真正编写出《老子》各章的名称的到底是什么人,今已无从考证。

其次,后世流传的《老子》版本章数不统一,这或许可以说明,原本是不分章的。

史书记载,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曾收录了刘向《说老子》四篇,可惜,这四篇没有留传下来,并不知《老子》原本是否有分章。而从后来流传的《老子》版本中,却看到了分章很不统一,这或许表明,原来根本就没有分章,很章是后人做的,因而章数很不统一。焦站曾说∶"今世所传老子《道德经》,或总为上、下二篇,或分八十一章,或七十二章,本既各异,说亦不同,盖莫得而考也。"(焦竑∶《老子翼·附录》,第 203 页)

再次,王阳明晚年的入室弟子朱得之在其所著的《老子通义》的"凡例"中提出了《老子》是否分章很难考究的说法。朱得之说∶"分章莫究其始。至唐玄宗改定章句,是旧有分章而不定者。是以有五十五(韩非)、六十四(孔颖达)、六十八(吴草庐)、七十二(庄君平)、八十一(刘向诸人,或谓河上公)之异,又有不分章(如王辅嗣、司马君实)者。"(朱得之∶《老子通义凡例》《老子通义》卷首语)基于这一看法,朱得之根据《老子》书中讨论的主题意义,将《老子》分为六十四章。在他看来,《老子》是否原有分章说不清,因而,他索性按自己的研究体会,根据书中论述的主题来分章。

由此可见,最初问世的《老子》是否分章,无从考证,没有结论,而若根据吕思勉先生的说法,《老子》一书原本是不分章的,分章是后人随意所为,不必相信。此外,流传下来的各种《老子》版本,所分的章目数量很不一致,这有可能是因为原本不分章,而后人便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分章,才造成章目不定数。

第二,《老子》称《道德经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?最初的书名是《道德经》还是《德道经》?

现在,人们都知道《老子》又称《道德经》,可是,《老子》被称为“经”,并将书名称为《道德经》这是后来做的事,原先,老子著书时,并非是作为“经”来写的,而是了修身自乐而写的。三国时的阚泽成曾对吴主孙权说∶“如许成子、原阳子、庄子、老子等百家子书,皆修身自玩,放畅山谷,纵佚其心,学归澹泊,事乖人伦长幼之节,亦非安俗化民之风。至汉景帝,以《黄子》《老子》义体尤深,改子为经,始立道学,敕令朝野悉讽诵之。”(明集·广弘明集·吴主孙权论叙佛道三宗》)

显然,根据阚泽的说法,《老子》被称为“经”是汉景帝时候的事。只是,阚泽的说法也未必可信,因为,史上关于"经史子集"的四部分类法,在汉代还根本就没有确定,而是到唐代才明确确立的分类,因而,阚泽说汉景帝时将《老子》归为“经”的说法是不可信的。

西汉时,还没有“经”这一类,刘向、刘歆父子校书中秘时,撰《七略》,分“辑略、六艺略、诸子略、诗赋略、兵书略、术数略、方技略”几个类,而其“辑略”是总序,刘向、刘歆将所有图书皆分别归属于"六艺"(或称“六略”),可是,在他们的分类中,并没有"经"这一类。可见,说汉景帝时《老子》被归于“经”的说法没有根据。

文帝景帝时期,特别是汉景帝时,朝廷在政治政策上重视“无为而治”,在意识形态方面很重视“黄老之学”,当时,汉景帝和窦太后都非常推崇老子的学说,如果说当时将《老子》列为“经”,官方史书应该会有记载,但是,在官编的史书中,却没有能看到这一点。

当然,阚泽离汉代不远,他谈到景帝时《老子》被列为“经”的事,或许是强调景帝时朝廷对《老子》的重视,犹如后来重视“经书”一样。因而,他向吴主孙权介绍先秦诸子时,便称汉代“改子为经,始立道学”。在汉武帝时期,才真正成立“经学”,而且,经书的地位才得到真正提高,但当时所重视的是儒家经典,而在汉武帝之前,不太可能将《老子》列为“经”,因为经学还没有正式建立。

这说明,《老子》在汉代没有被官方正式列为“经”,但是,汉代出现了学者在注释《老子》时将其作为“经”来看待的例子。比如,据《汉书。艺文志》记载,当时有《老子邻氏经传》四篇;《老子傅氏经说》三十七篇;《老子徐氏经说》六篇。可见,西汉时期,将《老子》作为“经”看待已经出现了,注释者就已经这么认为了。可是,在东汉末前,还没有看到将《老子》称为《道德经》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,已经开始有"经史子集"的说法,但其分离体系到唐代才真正确定下来。归类经书的事,此前是少见的。只有在《隋书》,才看到《道德经》的记载。而在汉代和三国时的史书中,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三国志》等书中,皆只是称《老子》,而并没有出现《道德经》的名称。

后世传说汉代河上公注《道德经》,但是,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说法:一是“河上公”连真实姓名都不可考,其姓名生地更无人可知,《神仙传》称:“河上公者,莫知其姓名也。”二是说河上公注释《道德经》,这也只是传言,史书上所记载的是,他注释老子的书称为《河上公章句》(四卷),或称《老子章句》。(参看陆德明的《经典释文》)根本就没有《道德经》的说法。

此外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,在《三国志》这一部正史中,《魏志·钟会传》明确记载了王弼注释《老子》的事,但所说的书名是《老子》而非《道德经》,《钟会传》称王弼“好论儒道,辞才逸辩;注《易》及《老子》”。可见,《老子》被称为《道德经》,最大的可能是在三国两晋间才出现的。

三国两晋时,对老子的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有两个理论派别:

一是王弼等玄学家,从玄学理论的角度继承和发挥老子的思想,像王弼的《老子注》《老子指略》等,影响非常大,成了玄学的理论代表作。

二是葛洪、陶弘景等人承民间道教信仰之余绪,着力发扬老子学说中神秘主义理论,创立了神仙道教,将老子思想作为道教的理论来源,这其实是使老子的道家学说走上宗教化的道路。而将《老子》成为《道德经》可能是适应了道教的理论宣称需要。

世传道教灵宝派祖师葛玄撰《老子道德经序决》时,曾提到河上公"常读老子《道德经》";此外,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在《神仙传》卷八也有相同的记载,提到河上公读《道德经》的事;还有,《晋书。王羲之传》说∶"山阴有一道士,养好鹅,羲之往观焉,意甚悦,固求市之。道士云∶'为写《道德经》,当举群相赠耳。'羲之欣然写毕,笼鹅而归,甚以为乐。"(《晋书》卷八十《王羲之传》)

这些记载表明,《老子》被称为《道德经》,乃是道教的理论需要,时间可能发生在东晋时期,而随着道教的发展和传播,渐渐地,《老子》就被称为《道德经》,而当时反而很少人称其为《老子》了,到了后来,《隋书·经籍志》收录该书时,就明确称为《道德经》了。

第三,《老子》是否分为上下篇?上篇的内容是什么?下篇的内容又是什么呢?

郭店楚简的《老子》甲组、乙组、丙组三组文字,约相当于通行《老子》的三分之一,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《老子》的最早文字内容。郭店1号楚墓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早期,墓中所出《老子》简的抄写时间大概不会晚于公元前300年左右,这比秦汉之际的《老子》抄本或汉代初年的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甲、乙本还早了100年左右的时间。

在这郭店楚简《老子》中,并未分出德经和道经,很可能也没有分上下篇。

将简版和帛书进行对比会发现一个重要现象,在简版中看不到老子与孔子有思想冲突,当时,老子并没有与孔子像后来所描述的那样的紧张关系。帛书版里的《老子》文字明显体现道儒争鸣,而简版中却没有儒道的明显分歧。比如,帛书及通行本中的“上善如水”“以百姓之心为心”“慈俭”等,有较明显的儒学倾向,但简版里没有。再如,通行本《老子》中的“绝圣弃智”,而简版中却作“绝智弃辩”;通行本中的“绝仁弃义”,而简版中却作“绝巧弃利”。这反映出,早期《老子》并没有明显反儒倾向,是因为后来人重编《老子》或《道德经》时才篡改的。

可是,在司马迁时代,《老子》已经分出了上下篇了。《史记》称老子"著书上下篇,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"。可见,当时司马迁看到的《老子》传本,就已经有了上下篇了。

而分为上下篇之后,上下篇的内容分别是什么?

通用的王弼《老子》注本共八十一章,第一章至第三十七章为"上篇",称为"道经";第三十八章至第八十一章为"下篇",称为"德经",因而合称为《道德经》。

但是,这并非是原本的《老子》版本的顺序,《韩非子》有《解老》《喻老》二篇,可以看出,是"德经"在前,"道经"在后;此外,西汉严遵《老子指归》也是“德”前,“道”后,称《德道经》;还有,1973 年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《老子》两种,即帛书《老子》甲本和帛书《老子》乙本,也都是"德经"在前,"道经"在后。显而易见,在王弼注本之外,《老子》原本的次序是不同的,"德经"居前而"道经"居后。

同时,这也说明,帛书甲《老子》乙本分上下两篇,上篇《德经》,下篇《道经》,而原先是不分章的,后来,被改为《道经》在前,分37章,而《德经》从第38章起至81章,成了下篇的内容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帛书版的《老子》是汉初的抄本,而甲乙两种版本是有明显区别的:

一是两本成书的时间不同,甲本不避讳“刘邦”的“邦”字,说明这是在叔孙通制礼之前的出现的;而乙本避讳“邦”字,表明它成书于叔孙通制礼之后。二是甲本错谬较多,极可能是民间私抄本;而乙本抄写精良,并认真修改过错误,可能是官方通用版本。三是与甲本相比,乙本更像是表达“黄老之学”的思想,有意识形态的色彩,这表明叔孙通制礼之后,黄老哲学已经意识形态化。

有一种观点认为,原本《老子》是“德前道后”,而后来变成了“道前德后”的《道德经》,其主要原因是道教需要理论化,需要有系统性的理论来源,因而才把《德道经》改编成《道德经》,而时间就发生泄漏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。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。

首先,从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,当时的学术理论界出现了两种状况,一是佛教的传入和传播,需要有理论性哲理性强的理论来抗衡佛教;二是从汉末到魏晋,汉代的经学衰弱,经学面临着被清算,当时已经无力抵抗佛学,因而,这时期道家学说便受到了重视其次,中国本土宗教道家的兴起和发展,面临着外来佛教的挑战和冲击,而此时道教已逐渐成型,道教为了抵抗佛教,需要建立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,而光是道教神仙学和炼丹养生的具体理论,不足以与哲理性很强的佛教哲学相对抗,于是,道教便找来了先秦道教的代表人物做先师。其一,道教将老子奉为“太上老君”,将庄子奉为“南华真人”;其二,道教将《老子》称为《道德经》,将《庄子》称为《南华经》,如此一来,便完成了道家的理论体系,将老子思想与宗教神仙体系进行合构,建立道家理论体系,而这就很有理论底气,可以均衡佛教。

可以说,汉末魏晋南北朝宗教方面的变化不仅使道教得到重要发展,而且,还使老子、庄子的道家思想成了道教的理论源泉,并且,使《德道经》变成了《道德经》。

还有一个问题,原先的《老子》,为何要将“德”放在前面而将“道”放在后面呢?

一是春秋时期,礼德依然盛行,人们议论的都是关于礼德的事,先从“德”说起,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,也比较容易引起当时学者的共鸣。因而,在《德》篇的第一章(通行本第38章)讲的内容中是关于“德”、“礼”、“仁”、“义”的事,如“上德不德,是以为德;下德不失德,是以无德”;以及“失道而后德,失德而后仁,失仁而后义,失义而后礼”等。在当时,先讨论德礼仁义等,著书的正常顺序。

二是“德”和仁义礼仪问题毕竟相对具体通俗,容易把握,而“道”、“玄”、“有”、“无”等问题要抽象得多,先易后难,这似乎也是说得通的,因而,《老子》一书,先讲“德”,后讲“道”。

当然,后来王弼的注本,已经是“道前德后”了,这样的排列如果将其作为道家的最重要典籍来看,也是合理的,“道德经”毕竟突出了“道”,而在书中,老子所讨论的最重要问题都是以“道”为主线的,“道”是《老子》一书的第一范畴。或许,后来人们都称《老子》为《道德经》也有这方面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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